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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纲最新文章:目前金融风险整体收敛、总体可控

2019-11-12 21:19:492342

资料来源:《中国金融杂志》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金融业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大局,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新中国成立之初,金融业筹集社会资金支持国民经济的恢复和重建。改革开放后,金融业的活力和潜力得到了极大释放,迎来了一个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党的十八大以来,金融体系以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指导,适应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加快了金融供给方面结构改革的深化,进一步增强了金融业的综合实力。

我们基本建成了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金融市场体系。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从零开始,迅速建立了统一的法定招标制度,有效稳定了价格,稳定了新中国的经济秩序。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计划经济时期,金融机构相对较少,中国人民银行长期以来是唯一的机构。自1979年以来,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工商银行等国有专业银行相继恢复,开始打破中国人民银行的“统一”银行体系。1994年,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成立为三家政策性银行,承担四大国有专业银行的原有政策性业务。四大国有专业银行开始真正转型为商业银行,多层次的银行体系逐步形成。

目前,中国金融业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具有竞争力的金融机构体系,涵盖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期货等领域。中国有4588家银行金融机构,包括2家政策性银行、1家开发银行、6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12家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134家城市商业银行、1427家农村商业银行、30家农村合作银行、812家农村信用社、1616家村镇银行、17家私人银行、68家信托公司、69家金融租赁公司、253家企业集团金融公司、25家汽车金融公司、23家消费金融公司和4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共有131家证券公司、120家基金公司和149家期货公司。有229家保险公司。全国金融业总资产300万亿元,其中银行业总资产268万亿元,居世界首位。证券业总资产为7万亿元。保险业总资产18万亿元。民营资本占股份制银行股本的40%以上,城市商业银行的50%以上,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80%以上。

在金融市场建设方面,中国金融市场从零开始稳步发展。随着经济体制转型,功能互补、交易场所多层次、交易产品多样化的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建立,资源配置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不断增强。

在债券市场。1981年,中国重新发行国债,结束了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20年“无债务”时代。1982年,为了满足除信贷资金以外的生产资金需求,发行了公司债券。自2005年以来,银行间债券市场明确界定了“放松行政管制、面向合格机构投资者、依托场外市场”的发展方向,并实施了备案制度,大大加快了建设步伐。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以银行间债券市场为主导的多元化、层次化的债券市场体系,包括商业银行的外汇市场和柜台市场。债券市场的信托余额超过90万亿元,成为世界第二大债券市场。

在股票市场上。1984年,中国第一只股票公开发行。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成立,标志着中国证券集中交易市场的正式形成。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解决了困扰资本市场发展的长期问题,终结了上市公司两种类型股份和两种价格并存的历史。近年来,中小板、二板、三板成立后,科学板于2019年6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推出。开始探索股票市场登记制度改革,逐步形成多层次的股票市场体系。目前,沪深股市共有近3700家上市公司,市值54万亿元,成为世界第二大股票市场。

保险市场。自1979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保险市场不断成长和发展,逐步建立了由保险公司、保险中介、再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等市场主体组成的保险市场体系,形成了覆盖人寿保险、财产保险、医疗保险、再保险、农业保险等领域的产品体系,在风险分担、服务民生、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2018年底,中国原有保费收入为3.8万亿元,保险密度为每人2724元,保险深度为4.22%,成为世界第二大保险市场。

货币市场。银行间借贷市场始于1984年。武汉、广州、Xi等主要城市率先建立同业拆借网络,随后在各地区形成同业拆借市场。1994年,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全国建立了统一的同业拆借市场,同业拆借市场参与者不断扩大。它成为金融机构调整头寸和央行实施公开市场操作的重要场所。2018年,同业拆借交易总额139万亿元,增长76%。与此同时,票据市场迅速扩大。自20世纪70年代票据业务诞生以来,中国的票据网络和电子商务票据系统相继建立。2016年,建立了统一的全国票据交易平台——上海票据交易所。2018年,全国共发生2.22亿笔交易,总金额150万亿元。

外汇市场。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统一收支的外汇管理制度。改革开放后,外汇留成管理得到实施,逐步形成了外汇掉期市场。1994年,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度,全国建立了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目前,外汇市场主体日益多元化,基础设施更加完善,产品不断丰富。可交易货币逐渐从美元等几种货币扩大到26种货币。2018年,各种外汇交易产品共售出29万亿美元。2019年8月底,外汇储备余额为3.1万亿美元,多年来居世界首位。

我们基本建成了服务实体经济、为人民提供便利和利益的金融服务体系。

新中国成立70年来,金融体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服务民生的原则。不断拓展服务领域,提升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存款和贷款、支付和结算、金融投资和信息查询等基本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和普遍性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金融市场的登记、托管、结算、结算、信用调查和评级体系基本健全,金融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基本金融服务基本实现全覆盖。面对日益增长的金融服务需求,金融机构不断创新金融服务模式,丰富金融服务产品,不断增加金融服务供给。目前,中国有107亿银行账户、1.5亿股票投资账户和11.6亿居民人寿保险。到2017年,拥有银行账户的成年人比例将达到80%,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11个百分点。到2018年底,乡镇银行网点覆盖率将达到96.3%。

支付结算服务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国支付结算逐步建立了从手工操作和手工银行到电子支付和电子银行的现代支付体系,尤其是核心支付体系,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2005年建立了大额实时支付系统,实现了银行间支付交易的实时转账结算,成为连接社会经济活动和资金运营的“大动脉”。2006年,小批量支付系统上线,为小额大批量银行间支付结算交易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公共支付平台。同时,中国的移动支付业务量、处理效率和覆盖面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2018年,银行和支付机构移动支付总额为5224亿元,总额为445万亿元。其中,以支付宝和微信为代表的非银行支付呈现爆炸式增长,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小额支付和汇款的需求,为中国各类共享经济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

征信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2006年7月,全国个人和企业集中统一征信系统建成并投入运行。目前,覆盖全国2200万企业和9亿自然人,为商业银行等机构防范信贷风险提供重要支持。2013年3月15日,《征信业管理条例》颁布。近年来,非银行信贷领域的市场化个人信用调查和企业信用调查机构的发展日益规范。信用登记、信用评分、信用评级等信用调查服务发展迅速,形成了竞争激烈、运行良好的信用调查市场体系。目前,已有97家信用评级机构、133家企业信用评级机构和1家个人信用评级机构备案,其中80%以上为民营企业。

人民币现金供应得到充分保证。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已经设计发行了五套人民币。人民币印刷技术和防伪性能不断提高。截至2019年8月底,流通中的人民币现金(M0)为7.3万亿元。党的十八大以来,为适应金融科技发展的需要,积极推进法律数字现金(dc/ep)的研发,取得了重要进展。

经理国库的现代化水平稳步提高。1985年颁布了《国库条例》,建立了中央银行管理国库的制度。2014年8月修订的预算法再次明确了中央银行管理国库的制度。目前,全国已建立5000多家五级国库机构,建立了统一的国库会计制度和规范的业务处理模式。它实现了金融、税收、海关、商业银行和财政部(中央银行)之间的横向联网。纳税人可以在几分钟内完成纳税而不用离开他们的家。

对小型和微型私营企业的融资服务显著改善。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一直是金融服务的重点。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服务供给方面结构改革的主线,共同努力“几把电梯”,实施信贷、债权、股权“三箭”政策,不断引导和改善小微民营企业融资服务。截至2019年8月底,浦汇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1万亿元,贷款覆盖面稳步扩大,支持小微企业2470万家。私营企业贷款余额为45万亿元。

我们基本建立了有效维护金融稳定的金融监管体系。

在长期的计划经济和经济转轨过程中,金融体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积累了一定的制度性金融风险。针对重大潜在风险,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决策,坚定不移推进金融改革,优化金融监管体系,加强监管协调,审慎处置和化解,把握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

我们将坚持通过改革化解金融风险,不断完善金融体系。特别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的金融风险出现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当时,一些舆论认为,中国的大型商业银行已经处于“技术破产”状态。自2003年以来,我们坚决推进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按照核销损失、剥离不良贷款、注资和上市四个步骤精心设计并稳步实施。在国家支持下,大型商业银行相继在上海和香港上市,完善了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同时,按照明晰产权关系、强化约束机制、强化服务功能、国家适当支持和地方政府责任的总体要求,全面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设计积极激励机制,引导农村信用社加快步伐。按照“分类指导、一行一策”的原则,稳步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从20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还通过撤销、关闭、重组、并购等方式有效管理了城市信用社、信托公司、证券公司等行业风险,促进了各种金融形式的规范化发展。

通过改革,中国银行业面貌焕然一新,风险控制和盈利能力显著提高,为抵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奠定了坚实基础。自2011年以来,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先后被评为世界系统重要性银行,总资产规模和主要经营指标均居世界同行之列。截至2019年6月底,银行业不良率为1.99%,资本充足率为14%,拨备覆盖率为180%。

我们在防范和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一些长期积累的风险逐渐被“揭开”。自2018年以来,金融体系坚决执行中央政府的决定和部署,防范和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一是坚持结构性去杠杆化,抑制宏观杠杆率过度上升,出台资本管理新规定,给予适当过渡期,初步管理影子银行风险。二是以专业、高效、安全的方式应对重点机构风险,坚决依法接管承办银行,坚决打破刚性支付,严格执行市场纪律。三是有效应对外部冲击风险,维护金融市场稳定运行。四是深入开展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同业拆借、虚拟货币交易等股票风险大幅降低。第五,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金融控股公司、金融基础设施、互联网金融、影子银行等领域监管体系的短板应及时填补。目前,金融风险总体趋同且可控,市场预期发生了积极变化。

为适应金融业的快速发展,我们将继续优化金融监管体系和法治体系,提高金融监管的专业性和有效性。1948年12月1日,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中国人民银行在河北省石家庄宣布成立。1979年,国家外汇管理局由中国人民银行建立和管理。1983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履行宏观调控、金融监管、金融服务等职责。1992年,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1998年,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并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年,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2003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金融监管协调进一步加强。2013年,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建立了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第五届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于2017年召开。决定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协调金融改革、发展和监管,加强宏观审慎管理,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国人民银行承担国务院金融稳定和发展委员会办公室的职责。2018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监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保监会)实现职能整合,组建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目前,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已经形成了统筹规划、全面监管、“一线”、“两会”、“一局”和地方分工的金融监管框架。

现代金融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以《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期货法》、《保险法》和《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基本金融法为核心,相关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为金融法律体系框架的重要内容。我们颁布了《票据法》、《反洗钱法》、《金融统计管理条例》、《征信业管理条例》、《存款保险条例》等法律法规。此外,建立了全国集中的金融统计信息系统,并建立了全面的金融统计系统。在监督反洗钱和反资助恐怖主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有效遏制了金融领域的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风险。

近十年来,金融管理部门积极借鉴国际监管经验和标准,初步建立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市场化风险管理机制和金融安全网。其中,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成立于2005年,期货投资者保护基金成立于2007年,保险保护基金成立于2008年,信托行业保护基金成立于2014年,存款保险制度成立于2015年,在风险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基本形成了有效实施反周期调控的宏观金融调控体系。

在新中国发展的不同阶段,金融监管一直努力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保护老百姓的口袋。新中国成立之初,统一货币迅速发行,结束了此前法国货币的恶性通货膨胀。在计划经济时期,将实行货币信贷的统一征收、统一支持、统一存款和统一贷款,有效控制现金和信贷总量,促进经济发展,保障供给。改革开放后,根据经济和金融形势的变化,货币政策进行了适当和及时的调整,成功地应对了1984年、1988年、1992-1993年的通货膨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和本世纪初的通货紧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率先稳定和复苏。2009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强劲复苏后,货币信贷政策根据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调整。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一度出现的价格快速上涨势头被逆转。2018年以来,面对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周期性下行压力,货币政策不仅保持了战略稳定,而且及时进行了预调整和微调,积极加大对供给侧结构改革和高质量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

近年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国内总产值)增长率接近潜在增长率,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排名第一,每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30%。消费者价格通胀率保持在2.2%左右,达到了金融监管的预期目标。

一是优化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体系。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改革了信贷规模计划的管理模式,取消了信贷规模限额控制,货币供应量(m2)逐渐确立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金融产品的日益丰富,货币需求函数的稳定性逐渐下降,货币政策量化中间目标和最终目标之间的稳定关系趋于弱化,准确控制货币供应量的难度加大。为此,2012年,我们适时创建并优化了社会融资规模指数,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参考,调控机制逐步从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变。

二是创新货币政策工具体系。为了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引导金融资源更多流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我们初步建立了中央银行担保品管理框架,完善和优化了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再融资、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体系。创新性地建立了新的货币政策工具,如中期贷款机制和长期贷款机制,以不断提高货币政策监管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第三,继续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自1993年实行年利率市场化改革以来,按照“先外币后本币、先大后小、先长期后短期、先贷款后存款”的思路,存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有序扩大。截至2015年10月,存贷款利率控制已完全放开。2019年8月,完善贷款市场定价机制,推进贷款利率“双轨一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化为货币政策监管框架从量化向价格导向的逐步转变奠定了基础。

第四,建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两大支柱监管框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人民银行(PBOC)较早对反周期宏观审慎管理进行了创新探索。自2010年以来,通过引入差异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探索宏观审慎管理,实施反周期调整。随后,差别准备金的动态调整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mpa),更多的金融活动和资产扩张逐步纳入宏观审慎管理,并探索了外汇市场、房地产金融、债券市场等领域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2017年,“稳健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两大支柱监管框架”正式撰写了第19份入党报告。

中国是一个大型经济体,货币政策主要是服务国内经济,以我为主,综合考虑国内经济形势和物价走势进行预调微调。目前,我国货币政策工具手段充足,利率水平适中,政策空间较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相比一些发达国家中央银行实施零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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